西西米的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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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就以为诗人多是旷达而浪漫的，正如李白愿以“五花马”、“千金裘”换得“斗酒十千”一销“万古愁”；更有苏轼“洗盏更酌”，“杯盘狼籍”与友人“枕藉乎舟中”。于是，曾经想那位书写下“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难堪伯仲间”的陆游，也必定是个豪放之意满胸的性情中人。然而，正是陆游，细读起来，他的生命竟是于夹缝中辛苦完成的，纵然他为自己封号“放翁”，晚年也确有些不合时俗的放达，但这些至多也仅仅把夹缝撑得大些，却并不能冲将出来。他毕竟只是在夹缝中生存，而自命的“放翁”二字也到底是成了一个美丽却终于飘渺的梦吧。
        少年才俊的陆游和贤淑聪慧的唐婉，便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也不失为一种温谧的境界。可是，命运却要让陆游承受一个悲剧，多少年前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又将在他的生活中重演。陆游与焦仲卿，一样地无法违抗母命，一样地难于背负沉重的不孝之名，也一样地要失去自己琴瑟和鸣的妻子。
        如果没有爱，那么接受母亲的要求停妻再娶，还需另当别论。但能说诗人没有爱，诗人不在爱吗？当然不能。否则，诗人不会在二十七岁于沈园重逢前妻，便写下“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不会在七十五岁再游沈园，又低吟“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更不会直至八十二岁仍轻叹“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浅未忘情”……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很可以知道，诗人实在是深爱着唐婉的，既然爱自己的妻子，为什么又要与之相别，为什么连保护她挽留她的能力都没有呢？这里不由地读出了一种软弱的情结，活脱脱正是一个焦仲卿的再版，可以与妻子相爱，却不可以阻止母亲的行为；可以书写千古伤心的文字，却不可以将哀怨变作反抗与争取。
        一个人，可以没有爱，甚至可以永远接受一份可望不可即的爱，那都不能算是悲哀。但假若一个人，明明可以拥有爱，却因了世俗人为的种种因素最终割舍，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最深的悲哀了。这种放弃，是明白了“东风恶，欢情薄”之后的放弃，是咀嚼了“春如旧，人空瘦”之后的放弃，多少也只是品出软弱的滋味，而非所谓的理智。为什么不去争取，不肯努力？只徒然将一个支离破碎的结局照单全收？东汉时的焦仲卿这样做了，南宋时的陆游也这样做了。我无意于苛责谨严理学思想下的诗人，对他们而言，也许真的是无从选择，在他们的观念里，家长就是天，而人又怎么可以同天去争呢？所以只有将爱双手奉出，只有蜷缩于夹缝中用残损的压抑的方式爱了。
        当然，陆游并没有如焦仲卿那样“自挂东南枝”，为情而殉。毕竟，在他的世界里，除了感情，还有功业二字。可就是这功业二字，又带给诗人多少成功呢？没有。陆游自命“马上破贼手”，耻于“哦诗长作寒蛰鸣”。他热爱国家，希望投笔从戎，抗敌救国。然而是时大宋朝廷被投降派左右，不能实现他的抱负。于是，”从今若许闲乘月，拄仗无时夜扣门“，诗人也热爱自然， 热爱古朴淳厚的生活。看到官场黑暗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而在山西村农家所感受到的民间古风，就仿佛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然而，诗人又无法真正抛开尘世的纷扰去做一个彻底的归隐之士，责任感，使命感让他无法与山水村舍相伴，从中汲取自然的愉悦。母命尚不可违，更何况朝廷这个地位更高的家长呢？陆游便就是这样游曳于意欲报国与报国无门的夹缝之中，这又似乎是与他的爱情悲剧不谋而合了。
        “此身行作嵇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以歌代哭，陆游只能在诗中书写一份痛苦的爱，一份不堪的悔，只能在痛与悔中凭吊与泫然，而在现实中，他却永远无法去反抗，去争取。即使仕途屡遭碰壁，他却仍不能逃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训条，他亦无法挣脱母命与礼教的沉重绳索，他是注定了要被囚禁起来，注定了要身处夹缝之中，矛盾而又无奈地接受一次又一次令他失望的结局的。
        如果，这夹缝所禁锢的只是陆游一人，那或许还可以归结为诗人本身性格的懦弱，自然也无须花了笔墨又在此多行纠结。可事实上这并非仅属于陆游一人的归宿，相反，这根本贯穿于流长的中国历史，并且从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整个民族数千年来的心理形态。儒家的文化体系要求的是对家长制的绝对服从，所谓三纲，无一不体现出这一旨意。作为个体的人，无论是对于血亲家庭家长的意愿，还是对于家天下这广义家庭家长的命令，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即使不合乎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甚至是纵然发现它的不合理性，也只有听从的义务，而决无提议或抗拒的权利。于是，无数个焦仲卿，无数个陆游窒息于这夹缝，而金庸笔下那个天地会英雄陈家洛不也仍无法摆脱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藩篱，而最终成为了夹缝中的又一囚徒吗？
        毋庸置疑，夹缝的存在，势必是要隔绝了每一个体向外自由发展的可能。而当整个民族都被拘束于夹缝，进而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会根本忘却了对自由的需要，此时，所能延续的便只能是狭隘的空间，并逐渐越走越窄。压抑了个性，放弃了追求，听命与服从的尽头必然只会将夹缝挤压到终极的愈合，使得夹缝中的人群同外界完全隔绝，随即也便走向了毁灭。
        于是，也无怪于中国历来的诗词曲赋与文章中多的不是天遂人愿时的欣喜雀跃，而是事与愿违时的苦涩哀伤了，这恐怕并非一个纯粹的巧合可以解释得了的吧。